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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科学家该携手行动了



知识通讯评论第120

(本文是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地球科学系的气候科学教授雷普利(Chris Rapley)在2012年8月30日《自然》专文)。

反对气候变迁的声音因为诉求简明策略有效,在全球声势看涨气候科学界迷于研究数据说理繁複态度本位也不面对过去以来的行业信誉危机,现在应是携手合作面对问题的时候了

最近,我与英国右翼政客讨论了气候变化问题。我们都声称站在理性和公正的制高点。但是,我们的想法并没有交集。他的论点对此问题不屑一顾:认定是并未发生的夸大过程;温度变化不显着;人类会能适应。他将减缓气候变化视为经济发展的威胁,并认为解除管制的市场,能够解决任何问题。他的临别赠言像是被胜利沖昏头,「在关键的政治当权者中,你已经输了这个议题!」

在美国、加拿大和澳洲,气候科学成为右翼政治攻击的焦点,已有一段时间。然而,这在英国是一个新的发展。仅在四年前,英国气候变化法案获所有党派支持通过而成为法律。且在2010年,保守党首相卡麦伦(David Cameron)说,他希望联合政府是「有史以来最绿色的政府」。然而,最近同样的一个政府决定,将降低绿色能源的补贴,在先前的承诺上开了倒车。

气候科学家该携手行动了

2004年,极端天气在孟加拉造成三千万人流离失所的大洪水。

根据预测,随着全球持续暖化,类似2004年在孟加拉造成三千万人流离失所的洪水的极端天气,会变得更加频繁。

在国际层级上,美国国内的党派僵局,严重损害了削减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进展。美国气候变化特使史腾(Todd Stern),目前已建议,可能不得不放弃已广被採纳,对全球暖化的摄氏两度限制。

由此可见,轻视的声音胜过了科学的讯息。他们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有效的沟通策略,那是气候科学界还没能学习或利用的。如果决策是基于证据,而且想要釐清进一步扭曲真相的风险,主动纠正平衡就至关重要。如同政治科学家萨尔维兹(Daniel Sarewitz)、小皮尔克(Roger Pielke Jr)和其他人所指出的,从政策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够多了!」

现实检查

第一步是了解相反证据既已如此广泛和令人信服,轻视气候变化的声音为何还能立足。社会科学家和心理学家对此已经发表了很多论述,但是这并不意谓,它已被气候科学界阅读、理解或吸收。身为伦敦的科学博物馆、英国南极调查计画和国际地圈─生物圈计画前主任,我的经验是,这些说法并未被了解,尤其是在资深科学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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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商人》。

有些材料已被重视,如欧蕾斯克斯(Naomi Oreskes)和康威(Erik Conway)2010年出版的《疑问商人》一书。那本书分析将一群自由意志论积极分子,阻滞温室气体排放法规的政治影响力,理解为「邪恶」的既得利益的永续图谋。它对这令人费解的情况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说明。然而自然科学家对社会和政治科学家见解深入,且解释当下运作更深层机制的着作,多半闻所未闻。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问题的部分原因是,研究人员都很忙,不堪资讯的重负。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IPCC)即将提交报告一个章节的主要作者告诉我,在她的部分一年就有八百多篇论文发表,剩下可更广泛阅读的时间不多。因此,这就可以理解,大家倾向跳过不熟悉的领域和作者的作品。但为了对社会有价值,气候科学家需要掌握如何有效说明他们研究成果的方法。

也有一些不舒服的真相得要面对。在2009年11月,由英国诺里奇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组流出的电子邮件(被称为「气候门」),造成的后遗症仍有待排除。气候科学的领导风格,迷恋于提供更多同样的研究,似乎忘了不断变化的现实,已失去方向。在我看来,我们的社群还在否认这些问题。我们气候科学家(无论自然和社会学科)需要重整我们的目的、重新建立我们的正当性,识别和理解我们的目标听众,并决定如何最有效表达我们的消息。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一致的走向,积极主动地参与政治与公共发言。

他们为什幺不接受?

对于「为什幺大家会拒绝气候科学的资讯」已有很多的了解。据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他2012年出版的《快速和慢速思维》(Thinking Fast and Slow),人类的头脑几乎可以相信所有的东西。无意识的价值观、态度和信念筛选我们对证据的吸收。我们被我们所认同、拥有我们所追求地位的人的意见所影响。

「一旦建立了一种心态,与之不和谐的事实就遇到了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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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科学的领导风格,迷恋于提供更多同样的研究,似乎忘了气候变迁乃是不断变化的现实。

一旦建立了一种心态,与之不和谐的事实就遇到了阻力。如同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 K. Galbraith)观察到的,「面临在『需要改变一个人的想法』和『证明无须这样做』两者间做选择,几乎每个人都会忙于后者。」若某人已经对自己的立场投入愈多,他们寻求将之正当化的努力就愈强烈。若此人受的科学训练愈多,这样的作法就更有效。

我们从欧蕾斯克斯和康威的书知道,既得利益集团一直在努力播种疑问。而媒体提供「平衡报导」的做法,加强公众对科学的分歧,这对积极参与和产生信念都会是一个障碍。但误导资讯行动会产生共鸣,因为他们能深入人们的需求。

人们竭尽全力避免或消除焦虑。气候变化的影响,深刻地令人担忧,所以人会减低、否认或拒绝令人不安的消息。常见的下一步,就是指责或贬低讯息提出者。

然而,焦虑本身并不能解释这些持轻视态度者的强烈情绪。轻视气候变迁的态度,和个人主义及和自由意志论者政治立场之间的关联,显示这种信念的意识型态根源。气候变迁的涵义,挑战了现代世界治理、资金和使用燃料的基本前提。会有两极化反应并不奇怪。在与政治人物的讨论中我发现,与未能有效沟通的现状相反,对气候科学的资讯,可能已经被理解得太深入也太清楚,尤其是右派政客。

需要重整团队

那幺,什幺是气候科学家该做的?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和接受,无论是在与决策者或公众的讨论中,我们都不可避免地捲入了政策辩论。科学是複杂的,预测是不确定的,而其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需要应对的问题已超乎了事实,而是诸如「这对我意谓什幺?」和「我们的选择是什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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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中介人》。

正如小皮尔克在他2007年的着作《诚实中介人》(The Honest Broker)一书中讨论的,我们需要选择最适合选定情况的角色,并明确做出这样的选择。提醒注意极端天气事件增加,对粮食供应的风险,就是扮演「提出议题者」。如果以可能的最广泛缓解替代方案,来说明气候对全球粮食供应上的影响,则是担任「诚实中介人」的角色。这样有危险。步入政策宣传或运动,超越了科学的领域,因为失去了公正性,会冒因观感(或事实)破坏正当性的风险。

然而,如同萨尔维兹所指出的,科学家带有权威「可倡导某特定的基于事实对世界的解释,优于另一个」。因此,担任「科学仲裁者」解释证据并挑战误解,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重建信任

一旦面对无法调解的分歧,非专业人士必须决定该相信谁。因此,信任是最重要的问题。其中存在一个问题。

虽然与其他行业相比,对科学家​​的信任程度普遍较高,在2011年初的一项研究发现,只有三分之一的英国受访者同意这样的观点,「我们可以相信气候科学家告诉我们的气候变化真相」。有三分之一不同意(请参阅「信任的程度」)。这种不信任的意见与「气候门」事件后的指控有关联,右翼政客更宣称气候科学家在捏造「骗局」。因此,气候科学社群需要修复我们的声誉。但怎幺做呢?

我提出,气候学家应同意并承诺奉行专业操守原则,以作为我们的理念的公共声明;这或许可透过一个相当于医学界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达成。这些原则包括工作标準、公正议题、透明的过程或数据可获取性,并愿意积极与非专业人士互动。2010年新加坡科研诚信声明,提供了一个可资奠基的框架。

在同行评核过程中的弱点;关于利益冲突的程度以及批判性质疑的有效性,需要科学家和期刊编辑共同解决,且解决方案应透明和公开。

交锋準则

轻视气候变迁的智库和组织一直能奏效,因为他们已经了解了社会科学界的真知灼见,并将之付诸实践。他们提供了符合特定价值和世界观的简单塑成资讯。他们的评论持久、一致地流通,且由提供了更深入论述的材料支持。他们的叙述由看法相同的媒体和政治部门传播和放大,这些人甚至由他们所培育。

「人们仍然普遍依赖资讯不足的缺陷模型。」

与此相反,气候科学界传递给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的讯息,往往是高度技术行且繁複的。它们往往支离破碎、强调不确定性,还漠视他们所触发的情绪和关联性。大家仍然普遍依赖资讯不足的缺陷模型,专家将非专家视为空容器,可以简单地去倒满「真相」。

提供这样的资讯的手段往往是透过辩论,加强了党派对立,而且塑造出所提出事实尚未釐清的印象。更有效的是一对一会议或观众为主导的对话活动,如科学博物馆达纳中心开发的活动。该中心安排观点不同的专家参与讨论小组,让人们有机会探索有争议的问题,使他们能够选定自己的看法。

对于所有的气候科学家都同意的大量证据,我们需要提供一个持久、一致的叙述,而且以具有说服力的背景材料作为基础。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使政治决策趋向实际回应,一个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我们需要接受,一些我们气候科学家尚未取得一致意见的事(在我们这个领域的前沿细緻入微的纠纷),其实与政策制定无关,顶多说明了我们目前所知的极限。同时,我们必须与报纸编辑和政客见面沟通。

呼吁採取行动

谁能够组织这样的行动?气候科学跨越许多学科,没有一个单一的专业团体或发声管道可为代表。一个可能性是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连同其学术和政府间的合作伙伴。2012年3月,它推出了为期10年的策略,被称为「未来地球」,其目的是在改造其全球变迁研究计划,以更能满足社会的需求。

然而,这份文件令人失望。它提供了一种更有条理的方法、更广泛的合作伙伴关係,和更密切地参与决策者的眼光。但它的写法,把气候门案、轻视气候变迁论智库的崛起,以及疏离于公共参与的问题当成没有发生一样,既不承认也不解决这些问题。

由于需要迅速取得进展,且学术领导方向聚焦并非在此,由下向上的方法可以提供前进的方向。在2009到2009国际极地年的经验显示,那可能会多幺有效。我们这些参与国际极地年计划者,着手接触下一代的极地科学家。我们对这该怎幺做,并没有明确的想法。最终,年轻的科学家自己以社交网络建立了生涯前期极地科学家协会(APECS),取得共识并追求他们的共同目标。在最高水準的极地科学组织和规划上,APECS已成为一股主要的影响力。

同理,我相信网际网路为各个学科志同道合、积极进取的气候科学家提供了论坛,可以推动和改造气候科学对公众和政治的影响。这种方法可以建立在现有的气候科学网站和运动,如「怀疑的科学」(Skeptical Science),「真正的气候」(Real Climate)、「碳简报」(Carbon Brief),当然还有IPCC,以发展比目前更加连贯,具优先顺序和量身打造的资讯。

在这个星球上的警告信号是明确的。现在是我们气候科学社群採用海上独筏运动员面临挑战太大、难以单独处理的情况时的高呼的时刻了,「併舟(并肩合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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